控制三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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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强调的是，在 ECF 和弗洛伊德领域中，控制不是强制性的。  [1]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点：对我们来说，控制是一种期望的控制。尽管机构鼓励这种做法，但它并不像缴纳会员费那样具有强制性，这一点有很大的不同。我经常听到拉丁美洲的老同事们说，那里的管控不像法国那么严格。甚至其他欧洲学校的校友也抱怨监控非常不定期。

对于我们来说，它不是强制性的，这是拉康在创立巴黎弗洛伊德学派时实行的放松管制政策的遗产。与弗洛伊德创建的国际协会衍生的社团不同，我们没有教学者名单，也没有实践自我授权，而只是由分析师进行简单的授权。在 IPA 协会中，严格来说，弗洛伊德并没有采取其他做法，而是让机构授予你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许可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在巴黎精神分析学会，你必须接受不同控制员的监控若干年，他们会出具一份临时报告。这就是 日本电报数据库 拉康放松分析实践管制时的情况。自此以后，我们就拥有了理想的控制力。这对于拉康的过程来说确实是独一无二的。如果没有这一点，“为什么要进行测试”这个问题根本不会出现。答案是：我能控制，因为这是强制性的。

第二条评论是关于控制者的地位以及奥玛伊拉·梅塞格尔在第一个序列中提到的拉康的评论：拉康把年轻的分析师称为犀牛，因为他们总是对的。虽然这只是针对年轻的分析家，但这句话却证明了拉康不仅在控制中，而且在他的制度实践中，甚至在他与人的关系中都坚持的一个立场，那就是让每个人走到他们想去的地方的尽头。如果你反对，那么你似乎就是导致它失败的原因。让他自己发现自己的失败，而不是用措辞不当的立场来掩盖失败，说“不”。因此在我看来，他的想法是经验是最有教育意义的，而且人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。主体必须经历一定的失败，经过一定的坎坷，才能在未来变得更加博学。这意味着控制器不仅主要实行抑制控制，还实行允许控制。

除此之外，对于控制者来说，最大的危险就是将自己安置在现实原则的代表位置上。对于分析师来说也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抑制控制和允许控制之间需要取得平衡，但仍然优先考虑允许而不是抑制。

第三，治疗对于患者来说是最私密的事情，是其私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我们国家，我们不会向机构申报，而当有教学专家名单时，我们会向机构申报我们正在进入分析阶段。话虽如此，但它是在我们对治疗进行监督的过程中被抓住的，至少是在应该完成的时候，或者在有机会完成的时候。